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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民间的情况,而官府手工业凭借着政治的保障,按理不会存在缺薪的问题。
可是,咸平六年,户部也不得不请示皇帝:“东、西窑务缺柴薪,乞置场收市”
[35]。
然而,京城本来就缺柴薪,若官再收买,势必更加深这一危机。
所以,真宗皇帝只得“令省司别作计度”
而已。
[36]其后四年,也就“废东、西窑务,以薪蒸分给诸班直、诸军”
[37]。
就铜钱监来说,“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
[38]。
铁钱监方面,“嘉、邓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
[39]。
大概就是因为邓州木柴越来越少,这里的人才发明了烧巨竹成竹炭来炼铁[40],以竹柴顶替告缺的木柴。
正由于木柴、木炭这一传统燃料短缺的危机,才为煤炭在宋代的深入发掘、广泛应用提供了时机和广阔的市场。
因此,早在两汉时就已被我国用作炼铁燃料的煤炭,在长期未被重视以后,才得以在宋代重展新姿。
二、矿业开发与燃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冶金手工业飞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元丰元年,其铜产量高达一四,六○五,九六九斤[41],几乎是唐代开元十五年铜产数的五十五倍[42]。
宋代的货币铸造额之高,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独一无二的。
“国朝初,乎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43]。
这样高的铸币额前朝没有,其后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出其右。
铁产量,在治平年间达到了宋代的最高额,年产八,二四一,○○一斤[44]。
几近唐开元十五年的四倍[45]。
这个产量,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手工操作的古代农业社会是很可观的。
宋代也是中国制瓷业大放异彩的时代。
经唐代奠基的瓷器生产,入宋始臻于大成,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瓷窑遍布全国,其品种、产量及工艺均远远超越了唐代。
各类精粗瓷器不仅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大量运销海外,使瓷器在继古代丝绸出口之后,一跃成为大宗出口商品。
宋人也说当时外贸商船“货多陶器”
[46]。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冶金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还是制瓷业的大踏步前进,都与燃料息息相关。
没有燃料,这些行业都会一无所成。
在煤被普遍使用以前,冶金和制瓷手工业所消耗的燃料是传统能源木柴木炭。
而木材出木炭率大约是30%,按0.8号1立米的材积比重来算,烧制一吨木炭约需四立方米多的木材。
“古代每炼一吨生铁耗用木炭可能要四、五吨左右或更多些”
[47]。
另有人估计要耗七吨木炭[48]。
这里姑且取其二者之中数,以炼一吨铁耗木炭六吨计,假定治平年间的生铁全以木炭来炼,那么,一年炼生铁(八百多万斤,)将约耗十二万多立方米的木材(换算中的重量是根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中宋代一斤等于五九六.八二克的比例来计的)。
耗去这样多的木材所得到的生铁还只是初级产品,要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器皿用具、武器、农具、铸币或炼钢,这种再溶炼,又将烧掉多少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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