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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第3页）

报告，以此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

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

的广播内容、苏联和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掺入了史迪威个人主观的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成的。

平心而论，这样的情报依据，其价值会大打折扣。

在史迪威的报告里，蒋介石这颗讨厌的“花生米”

既不肯又不敢作战，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的个人能力是值得怀疑的。

按照史迪威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可能崩溃，如果说中国战区还有存在的一点意义，那就是中国所剩余的作战力量，都要用于协助英军守住印度和协助史迪威本人完成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这种内容偏颇的评估报告显然不能反映中国一直在苦战待援的实情。

蒋介石更是怒火中烧，马歇尔和史迪威的战区情报完全不顾事实，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望风披靡，那么日军何不迅速打垮重庆**，结束中国战事，然后抽出80万驻华日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呢？日本内阁的一些人为何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不断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

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战事？

事实上，日本始终无法在战场上消灭中国军队，摧毁中国**，因为中国纵然是在山穷水尽时，也仍然拼命抵抗着日军的进攻，依然在苦苦支撑，以一个贫弱的农业国抵抗着先进的工业强国日本。

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血肉筑起抵抗的长城，忍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伤亡代价。

罗斯福总统当然更相信史迪威，他认为史迪威是公正的，这是来自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报告”

，以一个西方政治家的眼光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处于不作为的状态，而这种不作为最先始于中国**，关键是蒋介石在有意保存实力，他并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

于是，史迪威的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和信心。

7月6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

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

蒋介石接到信后气愤异常，难道罗斯福总统不知道国军精锐已经被史迪威调去云南、缅甸加入了远征军，导致中国战场军力枯竭的事实吗？罗斯福总统没有从常识角度注意到，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美国根本无法相比，况且国民**和日本全面开战已打了七年，维持抗战的承受力在经济方面已到了枯竭的极限。

罗斯福总统，你在要求自己的盟友做一些超越他能力极限的事情，这是极为过分的。

蒋介石当然也有蒋介石的办法，他是个有骨气的人，自然不会被盟国的威胁所吓住。

既然你们不讲道理，只是催促着让我交出指挥权，那么对不起，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只能由中国人来掌握。

来自盟国的任何要求他只当是放屁，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

方先觉的第10军在衡阳的顽强抵抗，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和重庆**争得了一点面子。

盟友们突然发现，遥远的中国战场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况且对于蒋介石的固执，罗斯福总统一时也无可奈何，指挥权交接的事即暂时搁置了。

衡阳保卫战对处于内外交困的蒋委员长来说，成了他日夜为之祈祷的精神支柱，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在。

他心里非常清楚，此役具有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意义，中国军队在此刻极需证明自己的战斗力，只要衡阳还在战斗，蒋委员长就拥有了和罗斯福讨价还价的有力筹码。

衡阳第10军的战绩这几天成了重庆各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

此时正值纪念“七七”

抗战七周年的日子，这个难得的胜利消息给了重庆的党国要人和广大后方民众以极大的鼓舞。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兴高采烈地宣称：“这个胜利给了日本人一个教训，日本人不敢再进攻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分析了整个国际形势后，欣慰地表示：“从全盘战略上看，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

蒋介石倒是保持着异乎寻常的清醒，他告诫党国要人们：“我们与日本人战斗了七年，难道还不懂得日本人？日本人还会打下去，衡阳的防卫一定要坚持到底，外围部队一定要跟上！

日本人的进攻不会停止，不信，可以看事态的发展。

不管怎么样，诸位都要注意，你们是党国的栋梁，在国家的危急时刻必须要服从——我要说的就是：半年内应作最艰苦奋斗之准备！”

蒋介石预感到最险恶最艰难的时刻正在迫近，除了中国战场态势之外，还有中美关系、国共关系、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

他明白，他和他的国民**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艰难与考验。

有人在轻轻叩门，蒋介石大声说：“进来！”

负责战时情报工作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梵生走进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