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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及其通过新纪律的扩增所具有的广泛权力被过分地使用了。
1836年,有一名通讯员给《法朗吉》的信中写道:“道德家、哲学家、立法者、文明的诌媚者,这就是你们的秩序井然的巴黎蓝图,这就是实行物以类聚的修正案。
在中心点,在第一封闭区里,有对付各种疾病的医院,对付各种贫困的救济院,为男人、女人和儿童开设的疯人院、监狱与重罪犯监狱。
围绕着第一封闭区,有兵营、法庭、警察分局、监狱看守住宅、断头台、刽子手及其助手的住宅。
四角分别是众议院、贵族院、法兰西研究院和王宫。
在中央区的外面,有为中央区服务的各种行业:骗子云集、破产频仍的商业,明争暗斗的工业,摇唇鼓舌的出版业,赌场,卖淫业,饥寒交迫的或放荡堕落的民众——他们随时准备竖起耳朵听从革命之神的召唤,还有铁石心肠的富人。
……最终会产生一场人人对人人的无情战争”
(法朗吉),1836年8月10日)。
我的论述就以这篇未署名的通信作为结束。
我们此时已远离刑轮、绞刑往、绞刑架、示众柱星罗棋布的酷刑国度,我们也远离大约五十年之前改革者的梦想<:"="_.——惩罚之城,其中,数以平计的小舞台展示出无限丰富多彩的司法表演,在装饰过的断头台上精心制造出的惩罚将构成刑法典的持续节目。
“监狱之城”
及其虚构的“地理政治”
则受到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
摘自《法朗吉》的上述文字使我们想到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为了恰当地控制这个中心的,不是“权力中心”
,不是一种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因此,“监狱之城”
的原型不是作为权力之源的国王人身,也不是产生某种既有个人性又有集体性的实体的契约式的意志聚合,而是一种对各种性质与各种层面的因素的战略分配。
监狱不是法律、法典或司法机构的产物,它并不从属于法庭,不是实现法庭判决和法庭想要达到的结果的灵活或笨拙的工具。
相反,法庭外在于和从属于监狱。
监狱占据着中心位置,但它不是莹莹于立,而是与一系列的“监狱”
机制相联系。
这些机制都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都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
这些机制不是被用于对付对“中心’法律的冒犯,而是被用于生产机构——“商业”
和“工业”
,用于对付一系列复杂的非法活动。
这些非法活动具有各式各样的性质与根源,有特殊的谋利作用,惩罚机制对付它们的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
追根究抵,统辖着所有这些机制的不是某种机构的统一运作,而是进行战斗的必要性与战略准则。
因此,把这些机构说成是压制、排斥、制造边缘状态的机构的种种观念,不足以描述出处于“监狱之城”
核心的居心叵测的怜悯、不可公开的残酷伎俩、鸡零狗碎的小花招、精心计算的方法以及技术与“科学”
等等的形成。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
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
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
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结束本书的这一终点应该成为一种历史背景。
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以及知识的形成的各种研究都应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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