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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决狱（第6页）

。

可见“春秋决狱”

的实行，在审判上既重其“事”

（犯罪事实）又察其“志”

（犯罪动机），从而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审判思想和审判方针。

至于像桓宽等人片面夸大行为人心理状态的作用，说什么“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从“客观归罪”

跳到“主观归罪”

，这不能归咎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那只不过是另一些思想家由于对“春秋决狱”

思想认识的偏转而走向另一极端而已。

“春秋决狱”

的消极影响

以上所论，概述了“春秋决狱”

的积极一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

其一，首次在历史上以例代律、以例坏律，破坏成文法的严肃性。

当我们认为在成文法不完善时，适度创制、运用判例，不失为一种值得肯定的立法和司法方法，自有其积极作用和肯定的价值。

但正如真理再向前越过一步便为谬误一样，“春秋决狱”

如果过了头，就会走向其反面，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

如董仲舒提出的审判案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的主观和客观相兼顾的论罪方法，本是很具价值的思想主张，不失为当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策略。

但在审判实践中，当司法官把它推至仅凭“志恶”

和“志善”

而决定罪之大小、刑之轻重时，一个好的原则便变成了一项恶的主张，势必将司法审判引向歧途，最后滑向“主观归罪”

之深渊。

如果司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看动机不重事实，那实际上是司法官在置法律而不顾（特别在决断疑狱时），从而破坏了成文法典和法律的权威性。

因此，“春秋决狱”

在历史上首开以例破律之先河，其历史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其二，为酷吏舞文弄墨，任意“出入人罪”

开了方便之门。

“春秋决狱”

之风盛行，可能连董仲舒也未曾预料的是，本有抑制酷吏滥施刑罚之意的“春秋决狱”

在实践中往往又演变为酷吏恣意妄行、肆杀无辜的武器。

由于集礼义之大全的《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

，加上后人各自的注释，使一部《春秋》更是“大义”

难窥。

当依据《春秋》决狱时，司法官每每可以从中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经义根据，在难以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司法官在审判时，势必断章取义，高下随意，这就便于他们（特别是酷吏）“出入人罪”

，残害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