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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房玄龄 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第3页）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李世民让长孙无忌暗中将房玄龄与杜如晦两人送来，与尉迟敬德、侯君集一起秘密商议对策。

房玄龄起初因有敕令在先，害怕获罪，但经过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苦苦劝说，他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的局势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房玄龄最终毅然决然地决定冒死重返秦王府。

他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个人勇气的体现，更是对李世民的绝对忠诚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当。

他与杜如晦的回归，极大地稳定了秦王府众人原本因他们被逐出而产生的慌乱与不安的军心士气。

他们的出现，让秦王府的将士们看到了李世民夺取皇位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重新燃起了斗志，为即将到来的政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同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入朝，并在玄武门埋下伏兵，成功诛杀了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伏诛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更为关键的是后续对局势的稳定与政权的平稳过渡，房玄龄在这一阶段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时宫廷内外人心惶惶，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

于是，房玄龄迅速协助李世民展开了一系列的安抚工作。

他亲自出面，向宫廷内外的众多官员、侍卫以及宫女太监等解释此次政变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口才，引经据典，阐述李世民发动政变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为了避免因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斗而导致的国家分裂与战乱。

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众人的恐慌情绪，赢得了一部分人的理解与支持，从而稳定了宫廷内部的局势。

在处理李建成和李元吉余党的问题上，房玄龄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他并没有主张采取血腥的屠杀政策，而是提出了较为妥善的方案。

房玄龄明白大规模的杀戮只会加剧矛盾，引发更多的仇恨与反抗，不利于大唐的稳定与统一。

因此，他建议李世民对一些罪行较轻、可争取的余党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决与李世民作对的核心人物，则果断予以惩处，以消除潜在的政治隐患。

这一方案既体现了房玄龄的仁慈之心，又彰显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果断与睿智。

通过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房玄龄帮助李世民迅速掌控了朝廷大权，使得政权得以平稳交接，为李世民顺利登基以及贞观之治的开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

不久，李渊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史称“唐太宗”

。

李世民登基后，房玄龄接任中书令，正式成为当朝宰相。

李世民论功行赏，参与“玄武门之变”

的核心人物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房玄龄因功进爵为邢国公。

《旧唐书》记载：“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

李世民更是称赞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

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出谋划策，平定天下，备尝创业之艰辛。

他当宰相后，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很不完备，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规模和法令、礼乐、制度以及历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二人所制定。

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把朝政打理的井然有序，留下了“房谋杜断”

的美称。

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李世民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

，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李世民的这一思想，他大力调整政府机构，裁减冗官滥职，将朝廷文武官员的数量由隋朝的两千五百余人缩减到六百余人，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唐朝建立了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同时，房玄龄对地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根据山川地理形势，把全国分为十道，作为监察区，由中央派出监察御史分巡各道州县，考核吏治、察举百官，监察各地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