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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王曾 北宋连中三元的宰相诗人（第3页）

他毅然挺身而出，上奏真宗，痛陈修筑玉清昭应宫的“五不便”

：其一，工程耗费巨大，国库空虚，将加重百姓赋税负担，使民不聊生；其二，大量征用民夫，致使农事荒废，影响国家根本；其三，道观修筑耗时长久，官员精力皆被牵制，无暇顾及民生政务；其四，迷信祥瑞、尊崇道教之风盛行，易使社会风气趋于浮躁，民众沉迷虚幻，不利国家长治久安；其五，奸佞当道，借工程之便结党营私，将腐蚀朝廷根基。

宋真宗览奏后，龙颜大怒，责问王曾：“大臣宜傅会国事，何遽自异耶？”

王曾毫不畏惧，叩首答道：“君从谏则明，臣尽忠谓义。

陛下不知臣驽病，使待罪政府，臣知义而已，不知异也。”

王曾以忠诚与正义回应宋真宗的斥责，表明自己身为臣子，明知进谏可能触怒皇帝，但为了国家与百姓的利益，绝不能沉默不语。

公元1011年，北宋大中祥符四年。

王曾升任尚书主客郎中，后又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

公元1016年，北宋大中祥符九年。

王曾以右谏议大夫为参知政事。

此时的王曾，虽然官越做越高，但由于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在朝中树敌颇多，时常受到排挤打压。

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奸臣，更是在宋真宗面前屡进谗言，诋毁王曾。

公元1017年，北宋天禧元年。

在宰相王钦若的排挤和陷害下，王曾被罢为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次年离京出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

后又调镇天雄军，复任参知政事，迁官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

公元1022年，北宋乾兴元年。

宋真宗病重，朝廷局势波谲云诡，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刘皇后久参朝政，权势渐大，有临朝称制之意；宰相丁谓心怀叵测，妄图借机独揽大权，与宦官雷允恭相互勾结，把持内外事务，对年幼的太子赵祯构成了巨大威胁。

王曾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危急，深知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北宋朝廷必将陷入混乱，江山社稷危在旦夕。

他私下找到与刘皇后关系密切的外戚钱惟演，语重心长地说道：“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皆因窃居大位，连累娘家人。

你身为皇后至亲，当劝说皇后在皇上驾崩后拥太子登基，太后辅政，如此方为刘家之福。

若皇后临朝称制，必遭天下疑心，恐成刘家之祸，你亦难脱干系。”

钱惟演听后，深以为然，入宫将王曾之言转达给刘皇后。

刘皇后本就聪慧过人，权衡利弊后，放弃了临朝称制的念头，转而支持太子登基。

不久，宋真宗驾崩。

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遗诏。

他深知这份遗诏关乎大宋江山的未来走向，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

当写到“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

时，宰相丁谓匆匆赶来，心怀鬼胎地提出去掉“权”

字，欲让刘太后全权掌控朝政。

王曾目光如炬，严词拒绝道：“皇帝年幼，太后执掌朝政，本已是国运不佳的无奈之举。

称‘权’，意在表明太后听政只是暂时的，为后世立规，此字断不可去。

况且增减诏令自有章法，岂容随意破坏！”

丁谓见王曾态度坚决，又惧于他的威望，只得作罢。

王曾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果敢，确保了遗诏内容符合大宋的根本利益，维护了皇权的正统性，保障了太子赵祯稳定继位。

宋真宗驾崩后，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

北宋王朝迎来了新的时代，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宋仁宗即位后，太后听政成为既定事实，但朝堂之上围绕权力的争夺却愈发激烈。

王曾与丁谓在太后听政仪式及权力分配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